社会防卫势必导致国家通过法律干预交易自由，并逐渐引起市场经济机制的瓦解。

20世纪30年代华北（顺义县）沙井村附近的农村中便有一个鲜明的例子：一户权贵人家的17岁儿子奸杀一名7岁幼女，被其父通过关系包装为经过村庄调解而解决销案。实际上，刑事和解导致了不少滥用的实例，尤其是允许有权有势者凭借权/钱而（等于是）收赎罪行，也造成有的受害人漫天开价的现象，完全脱离了调解的理念，当然也与修复性正义拉不上关系。

[50] 最后是法院调解（也称司法调解）。[63] 参见Virginia Judicial System, 2003, A-50, p. 64, p. 112, p. 116, p. 131, www.courts.state.va.us/reports/2003/SECTIONa.pdf，2009年9月最后访问。在我看来，吸纳不同的文化，把二元对立和非此即彼转化为二元并存、综合或融合，才是中国文明的真正核心特点。[56]  详细论证，参见注2，黄宗智书，第4章，第79-111页。在那样的激烈反复过程中，难怪中国法学界会一直都困扰于要么是全盘西化、要么是本土主义的二元对立，一直没有能够在其间找到平衡、综合或超越。

[94]也就是说，在每两起民事诉讼案件之中，就有一起是通过调停/和解成功解决的。没有如此的理解，便不可能真正认识、理解当今中国的正义体系整体，更不用说设计既具有中国特色也具有充分现代性的正义体系。在本案中，布兰达代斯作为俄勒冈州方律师，在辩论摘要中引入社会科学材料，证明保护女工的必要性。

例如，2000年12月13日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〉若干问题的解释》开始施行，但在2001年6月15日，中国工商银行等五家银行联名提交给最高法院《关于最高人民法院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〉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关问题的函》。由于一审法院并未将该份报告作为裁判依据加以采信，对于该份报告无需组织双方当事人质证。但社会科学判断，特别是法经济学所主张的权利相互性、成本效益分析，与自然法学包括法教义学的价值判断发生对立。这是为了考虑承认这些场合的不同效果是否妥当而有此必要的。

一旦视频录像被作为证据广泛使用，法官专业判断的重要性就会降低。中国与美国有很大不同。

他们认为，法教义学主要用来处理常规案件，社科法学主要是法律经济学，在疑难案件中更具指导优势。在台湾的外省男性，特别是军队出身者，大多数均有不经意地口出此语的情形。原告Betty Dukes和其他几位(前)员工认为沃尔玛公司存在普遍性的性别歧视。如拉伦茨所言，因为法官希望尽可能对事件作出‘正当的裁判，在事件中实现正义也是司法裁判的正当意愿，因此，预先考量法官自己认为正当的事件裁判，原无不可。

社会科学只是法教义学补充和考量因素，不是独立的思考方式。这一部分先讨论裁判事实与社会科学的关联性。社会科学中的个体主义、理性主义、现代主义思想，与法学思想都是相通甚至相同的。与法律(裁判规则)相比，社会科学也是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和治理需求的产物，同样具有超越个案的一般性。

定性证据包括证人证言、司法鉴定，等等。美国对证据的要求比较宽松，根据相关性原则，只要与案件相关的任何事实都可以成为证据。

与量刑理由相关的是台开案。对证据1，法官加以排除，主要理由是认为这是法律意见，而并非经济评论。

从广义上来说，研究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，除了运用社会学以外，还包括人类学、经济学、心理学，文学等等，因此，又称为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(简称社科法学)。例如，法院拒绝庭审录像，是担心录像会影响法官中立裁判。如果是高度同质化的常规案件，由于法教义学已经形成对常规案件的裁判模式，法官无须考虑后果，直接适用法条即可实现双方的利益诉求。正如裁判文书中上诉人所主张的，一审法院大量采纳与该报告(证据36)相同的观点和事实，但未经质证，违反证据规则。如果专家意见的观点一旦写入裁判理由，就是定案依据，应该接受质询。并且，在社会科学诸领域，也并不只有经济学才能影响裁判，社会学、人类学、心理学乃至文学都可能影响裁判过程。

但法院运用法经济学分析突破了商标申请在先原则，裁定维持商标异议复审裁定。另一方面，在立法主导法学发展的时代结束以后，学术界的首要任务就是同化这些外来的法律制度，构建中国自己的部门法知识体系，为中国的司法部门提供现实的知识辅助。

由此可以理解，法教义学集中处理法律问题，即是在法律事实(要件事实)形成以后的法律适用阶段，而这一阶段已经由立法者完成了价值判断。法官从市场后果出发进行法经济学分析有其合理性，意在避免判决对市场的负面冲击，维护既有的市场秩序。

在宏观结构上，可以运用社会科学分析司法体制和司法改革。或者由利益相关方主动向法院提供，法院在采纳以后，可能出现在相关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的文章和书籍中。

法院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事实认定，就在于法院将清楚拍摄事故的现场视频，作为其判决理由的一部分。这就要求在裁判过程中仍需保持怀疑态度。因此，被告认定被异议商标的申请注册构成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十条第一款第(八)项所禁止的情形并无不当，本院予以维持。法律人可以通过证据规则将社会科学引入个案的事实判断。

在追捕过程中，Scott刻意碰撞原告驾驶的车辆以阻止其继续高速驾驶。因此，在法秩序下展开的法教义学，又称价值法学。

由于律师受当事人委托存在报酬激励，因此，律师对于案件的态度一定是后果导向，要么胜诉，或至少打个平手。(二)司法解释中的立法事实 与裁判文书中出现社会科学理由不同，社会科学知识往往并不出现在司法解释文本之中。

法教义学主张政治问题科学化处理，社科法学其实也是。但主要是将社会科学判断转换成法律的具体解释方法，例如，社会学解释，从而仍旧保持法教义学的纯洁性和体系性。

如果进一步反思逻辑三段论，其中涵摄(Subsumtion)的推论过程实际上也语焉不详。当然，这也意味着在裁判过程中，原有的科学证据还不够，需要引入认知科学的证据判断。但对当事人来说，是否是一个公平判决，可能难有定论。最高法院最终对市场做出反应。

然而，给定事实的信息有限，就会影响法律适用。例如，有一起交通事故导致甲乙两人死亡，但导致两人死亡的情形并不相同。

大致来说，可以归纳如下几点作为本文立论基础： 第一，法律人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事实问题，而非法律问题。……证据3实为CRA(Charles River Associate)的特别顾问David Stallibrass出具的专家意见，David Stallibrass本人也已经出庭接受质询，本院将结合证据3以及David Stallibrass的庭审发言对其专家意见予以考虑。

与社科法学的教学形成对比，法教义学主要是训练法律人的逻辑推理判断能力。另一类案件是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案件，包括轰动案件。